用正念做大法弟子該做的

【明慧網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一日】無論我聽到或看到有同修被綁架迫害的消息時，我就想大法弟子是一個整體，我們有及時揭露邪惡，抑制邪惡，減少同修被迫害的責任。

一、聽到同修在異地監獄被迫害致死

中共病毒（武漢肺炎）疫情封控最嚴重時期，我聽到C同修被邪惡迫害致死。同修的家屬曾經想開車去監獄，但一到高速公路檢察口就被攔截下來。從非法開庭見到C同修，直到C同修離世，歷時兩年多，期間C同修一次也沒有見到自己的親人。接到同修離世的消息，同修們都很悲傷。我們商量一旦有機會，要儘快去看一下C同修的遺體，控告那些當事人。

一個多月之後，從網上查到異地之間可以通行了。但中共邪黨給好多同修在身份證上做了標記，一部份同修害怕被邪惡監控到（因為我地要求離開本地，必須報備）；再有走高速安檢時，身份證一刷就報警，就會被攔下。還有多數同修沒有與檢察院、監獄等機構打過交道，一出現特殊情況不知道怎樣應對。

我們有責任查找真相，找尋同修被迫害致死的原因，如果時間拉的太長，一些迫害證據就有可能被所謂的執法人員毀掉。

同修們交流後認為，我因為營救同修，多次曾與這個監獄的各級人員接觸過，就決定由我和另一名有社會經驗的S同修陪同家屬一起去。說實在的，我也曾多次被中共迫害，又擔心此行做不好會帶來負面影響。

我想起師父說：「你們才是歷史這個時期的主角，當前無論邪惡還是正神，都是為你們存在的。」（《精進要旨三》〈走正路〉）我的正念出來了。

由於S同修與我們配合少，我特意叮囑他，要提前做好核酸檢測、看車輛是否限號，要比平時早起等（因為我們為了躲過高速的安檢，只能走下道，這樣路上要四、五個小時）。

雖然我決定去了，但是我曾被邪黨非法勞教過兩次，也面臨被大數據查到的風險。那時我們每天上報體溫與自己的定位，並且單位明確要求出市要報備。如果我在去的過程中出現意外，單位就會知道。為了把風險降到最小，我只能把考慮到的可能性都考慮進去，剩下的就靠我們的正念了。

我們一路順利，碰到路上一個檢查站，我們機智的繞開。我們這次來，為了不讓邪惡有準備，沒有提前打電話。這次我們有三個目地：一是拿到C同修住院期間的病例；二是向檢察院當面遞交控告狀；三是看望C同修的遺體。

中午十一點我們到了醫院，找到醫院相關工作人員，說明來意後。醫院人員明確告訴我們：「人去世後，不能隨便拿病例，只對公，不對私，就是家屬也不行。」家屬給監獄工作人員打電話，他們推脫說病例不能給家屬。我們讓他們拿出不給的理由，對方回答說等他們彙報商量後，再給我們答覆。

我們中午吃過飯後，就到了當地檢察院，我們要把控告狀遞交到檢察官手裏。到了檢察院後，傳達室讓我們給檢察官打電話來接我們。我們打電話，電話那頭很客氣，說不巧今天出差了，讓他的助手半個小時後出來拿。

家屬同修已經七十多歲，那天天氣有些熱，我們坐在外面，開始等了半個小時，那個助手也沒出來，就又打電話，說有些事再等一下。我們又等了半個小時，還沒出來，我清楚的知道這是邪惡不想讓我們當面成功遞交控告狀。我就跟老同修說再打電話，又說再等等。在這期間我們一直持續發正念，等了將近兩個多小時，那個助手才出來，接了我們的控告狀。

在等的過程，我們給那個檢察官打電話，說了我們的來意，告訴他我們想看看同修的遺體，檢察官一口回絕，說不可能，並抱怨說：「你們來時不預約，家屬也不配合簽字火化。」我接過電話說：「檢察官好，我是某某的外甥女。我們不知道見你們要預約，更不知道見自己的親人也要預約。你說我姨（家屬同修）不配合你們火化簽字，你們反過來想想，如果是你的親人，多次合理要求會見都沒讓見。在重症監護住院期間，我姨找到這裏，還是不讓她正常會見。就是臨死之前，你們沒有一個人給視頻一下，讓他們做一個最後的道別。監獄不是口口聲聲人性化管理嗎？難道這就是人性化的體現嗎？一個親人突然離世了，換誰能接受的了？希望您也考慮一下我們的感受。如果想著讓這個事情順利進行，不能你們提出一個要求，我們就立刻接受；而我們的基本要求，卻以沒有預約等理由拒絕。」

檢察官聽了後，答應儘快商量，讓我們等回覆。一個小時後，我們接到電話，可以第二天看C同修的遺體，並且答應把病例給我們寄過來。至此，從開始的重重顧慮，到我們來時的三個意向都基本達成。

二、看到網上同修被迫害到重症監護室的消息

我看到我地Y同修被監獄迫害到重症監護室的消息，就找到Y同修的姐姐和與他之前配合的G同修。向Y同修姐姐了解情況後，知道他們全家以及部份同修已經去了一趟醫院，只讓Y同修的弟弟隔著玻璃看了看，但是沒有讓Y同修的姐姐會見，她一直很不甘心，但是沒有辦法。

我說：「我有辦法讓你有可能見到。」Y同修的姐姐聽了我的想法後覺的有希望，就和當地同修們商量。由於同修們看望Y同修回來過高速檢查口時被截住，Y同修姐姐差點被扣留，所以大部份同修及家屬不太同意她再去。

但是我想我們不是為了只看看同修，是為了破除舊勢力的安排。我們會見Y同修，是為了給Y同修添正念，能讓他快些走出魔難，所以為了讓同修們整體配合這件事，我反覆跟當地同修交流，最後有兩個同修答應和我們一起去，但是不和我們同車。

為了熟悉那裏的環境，我們提前一天動身到了監獄所在地的醫院，為了躲開高速檢查口的檢查，我們依然選擇走下道。我們一路安全的到達所在地的醫院，我領著她們熟悉那裏的環境，並且告訴她們到哪個科室有可能等到Y同修。我們在那裏發了一個多小時的正念出來了。

我們找了一家旅館住下，Y同修姐姐由於姐弟感情深，知道弟弟病情嚴重，又不讓見面，情緒幾度崩潰，我和G同修從不同角度開導並鼓勵她。

第二天我們七點多就到了醫院，我讓兩位同修下車，按照我們昨天說的地方去等，我去找車位放車。到我們初次來，不知道Y同修的情況究竟怎樣，想找醫生了解一下情況，我又步行買了一些禮品，回到醫院和兩個同修碰面。

兩個同修見到我後，非常激動的告訴她們見到Y同修的過程：她們剛到那個地方，在電梯邊看到警察正推著Y同修乘電梯，她們快速走步行梯，到出口處等他們。姐弟相見，情不由己。由於太突然，警察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只能由事情發展，他們邊走邊說，並且全程陪同Y同修做完某項檢查，鼓勵他要正念闖出來。

我們拿著禮品去看望Y的主治醫生，了解他的病情，並給醫生講了Y的遭遇，希望他不要有偏見。

三、聽到同修被綁架的消息

前年五月份，我市一個協調同修找到我，告訴我市所轄縣的同修L因在北京發放傳單，在北京某地被國保警察綁架。有同修講真相時碰到L同修的母親，知道了此事，我覺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既然讓我們知道了，就有可能有我們要做的以及要修的。

我找到L的母親了解情況，知道她們家不修煉的家屬請了一個常人律師，並且不讓L的母親介入。我又進一步了解到，當地同修在營救方面沒有經驗。我找到我市曾經配合過的同修，幾個同修商量後，認為如果讓不明白真相的律師及家屬這樣做，起不到正面作用。

我們和L的母親與弟弟交流後，他們都同意我們請一個正義律師。我提供了正義律師的電話，由L的弟弟來聯繫律師。律師很快在網上簽好了協議，初定某日會見。

因為L被綁架地點在北京，這給我們整體配合帶來了很大的考驗。我們以往營救同修，就是首先曝光邪惡；協調交流，查找我們的整體不足；配合家屬面對面講真相要人；寫出相關文書，當面遞交或郵寄給每個階段的責任人；找律師會見同修。

儘管不是發生在我們本市，有這方面經驗的同修依然主動配合。其它環節都還好，但談到面對面去給北京警察講真相或者是陪同律師會見L，與家屬共同配合要去北京時，大部份同修都開始有畏難情緒，主要是被身份證障礙著。因為去北京的每條路上，都有安檢口，幾乎每輛車、人都查，尤其在所謂的重大活動或中共邪黨開兩會時，安全級別就升高。我們大多同修的身份證都被做了標記，如果被查到，就會與自己所在轄地的派出所聯繫，有的放行，大多被接回，有的因此被非法抄家或被迫害，因此去北京成了我們的一道坎。

我們聘請的律師在第一次會見L時，就被看守所值班警察審查刁難。在這之前家屬去送錢物時，因為說了一句勸善的話，看守所警察兩次打電話給派出所，家屬被恐嚇。我知道這些後，覺的北京的邪惡很大，外來干擾太多。如果我們顧忌自己的因素，害怕被查，不用正念看問題，那不就是讓邪惡任意妄為嗎？律師是配合我們講清真相的，讓律師單槍匹馬去面對，還配的上大法弟子的稱號嗎？我說：「我明天開車帶上你們，我們就要和律師一起，破除邪惡不讓會見的安排。」

第二天早晨五點多，我接上兩位家屬同修就上路了。我經常配合的同修一個也沒有，這兩個家屬同修根本沒有營救的經驗，並且還有顧慮。我調整好自己的情緒，鼓勵自己與家屬：「我們在做最正的事情，不會有事。」

我們順利通過安檢，準時和律師在看守所門前匯合。律師看到我後，帶著尊敬的語氣說：「大姐來了！」我聽出了他盼望有人和他共同配合。這個律師明白真相，他願意與我們共同參與反迫害。同時也用鼓勵的語氣給家屬說：「你昨天不是說不來了嗎？你怎麼能不來呢？你一定要來，你不來有些事情不好辦。」

從L母親的表情中，我看出她還是有些怕心，我告訴她：「你這次不用露面，你就坐在旁邊發正念，不會有甚麼事。」我隨著律師一塊到接待廳辦手續，雖然這次警察還是對我們不是很友好，但是由於家屬的配合，我們很快辦好了會見的手續。律師會見了大約兩個小時，我們就在門口不停的發正念。

吃完中午飯，我們又去北京某區的公安分局，剛到大門口，律師和L的弟弟下車。我則尋找車位時，天氣突然驟變，狂風夾帶著雨和土，巨大的風讓人睜不開眼睛，我找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把車停好後，就在車裏發正念，持續了大約半小時左右。

律師和L的弟弟回來了，這時風雨也停了。他們敘述了公安分局國保警察的蠻橫與邪惡，他們不但不讓律師講法輪功在法律層面合法的事實，更是威脅家屬，讓他們放棄基本維權的正當行為。

回來後我與當地同修交流，有的同修受到啟發，在後面的持續營救中，如案子到了法院階段，有同修配合家屬去遞交控告的文書；非法開庭時，有幾個同修破除自己的觀念，開車去北京發正念。這些同修回來後，進一步交流自己的心得，後來有更多的同修參與到營救中來了，並且把去北京不再當成一個甚麼障礙，越來越多的人去了北京。

這些年在營救同修這方面，無論是同修找到我，或者是我自己在網上看到同修被迫害，我幾乎沒有推辭過，把同修的事當成自己的事。

在這些年的營救中，我曾去過多個執法單位，給公檢法司人員講真相。從開始的猶豫害怕，到後來的理智面對；由針鋒相對到善意對待，再到慈悲勸善。有時往往看著不可能的事情，在師父的點化與安排下，我就能找到突破口，讓事情向好的方面發展。